《巾舞歌辞》的文辞自东晋以来即不复可辨，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尝试时其进行解读，其中逯钦立、杨公骥二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。逯钦立先生以道曲曲谱为破解《巾舞歌辞》的模本，将“声曲折”与道曲之谱相联系，以析出《巾舞歌辞》中的声字，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释读。杨公骥先生以提取“标记动作的记号”为基本出发点，不仅区分了主要唱词和衬字，更指明了《巾舞歌辞》所包含的“舞蹈动作”、“舞台提示字”和“角色标识字”等成分。逯钦立与杨公骥先生《巾舞歌辞》校本的差异，及其文学文本呈现出的不同面貌，反映出各自研究方法的不同。从方法上来说，逯钦立先生没有认识到，《巾舞歌辞》中除唱词和声字外，还包含有标示舞蹈动作的科范字等其他成分。杨公骥先生校本中校为科范字和其他舞台指示字的内容，在逯钦立先生校本中被作唱词或声字处理，这是造成逯校文本句读不通的根本原因。由于《巾舞歌辞》是戏剧科仪本而非单纯的曲唱本，所以仅仅剔出其声字是无法正确解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