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新政初期，袁世凯、刘坤一、张之洞奏请政府设立京师仕学院，期待此举落实“借材异国”策略的示范作用，藉此为速行新政提供及时、直接的蓝本与改革经验的借鉴。然因观念、政局等影响．仕学院“借才”方式与“课官”范围被迫几度调整，反映出“借材异国”襄助新政的困难与不确定性．而报刊舆论与朝中政情于此颇有隔膜。仕学院“讲友”的名目，本为趋避袁世凯密奏政务处聘请外国人为“顾问”之锋芒，避免枢廷干预而提出的变通办法，尔后却为仕学院“译书洋员”取代。其“借才”名目频繁变换，表明当时官私雇聘外国人尚未形成统一、明晰的规范，策略较为灵活。筹议者各出奇谋．为应聘外国人参与新政预设各种“限制”，客观上推动了“借材异国”的方式、方法向多样化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