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讯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运作中本有其特殊的功能。“海通”以来，西人却以之为中律野蛮的重要表征。甲午、庚子以后，西潮的影响愈趋扩大，朝廷和读书人开始自认野蛮，倡导包括废刑讯在内的带根本性的法律改革。修律大臣和朝廷高层并非从维持社会治安的角度，而是从收回治外法权的视角去思考问题。骤然废止刑讯（只保留死罪可刑讯），将刑部、御史和督抚认为废刑讯将不利于审讯的谏言置之不理。结果废刑讯的谕旨实际得不到很好地执行．原来寄予厚望的西式审判厅之效果也不理想，反而导致讼狱积压、滥用非刑的恶果，于斯可见清季修律急于收回治外法权而不顾实际国情的特性。